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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理意义上，只有政府拥有权力（Power），私主体在社会中只享有权利（Right）。

与中国思想史不同的是，中国学术史面对的不是人对宇宙、社会、人生的事件、生活、行为所思所想的解释体系，而是直面已有的中国哲学家、思想家、学问家、科学家、宗教家、文学家、史学家、经学家等的学说和方法系统，并藉其文本和成果，通过考镜源流、分源别派，历史地呈现其学术延续的血脉和趋势。相反，二者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应当形成良性互动的关系。

道既通，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然而，法律思想却没有这样的要求。在中世纪法理学之后，就是近代法理学。四、中国法理学史研究的基础与前景中国法理学史作为当代中国法学学科体系中的一个分支学科，一方面可以对应于西方法理学史，中国法理学史的研究与西方法理学史的研究可以相互参照，可以在学术上形成并立的双峰。因而，在学术消费相对不足的约束下，关于中国法理学史的研究，不太可能形成大规模的、学科化的学术生产。

由此，在当代中国，法理学自身的学科体系，应当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法理学、中国法理学、西方法理学，虽然还可以加上法律逻辑学、法社会学、法经济学以及其他经由学科交叉而形成的学科方向，相对来说，在法理学的学科体系中，马克思主义法理学、中国法理学、西方法理学应当占据更加重要的地位，它们可以被视为法理学学科体系中的三个主要分支。如果说，早在1896年，梁启超就已经表达了对孔子及其他中国圣人的法律之学的高度认同，甚至发愿弘扬吾圣人法律之学，那么，这个愿望在8年后的1904年，可以说是得到了初步的实现。(39)这种研究范式假定，人们不仅清楚地知晓为特定新兴议题立法的目标与方向是什么，而且还明白无误地了解实现该目标的最佳手段是什么。

(13)参见姜涛：《论网络赌博罪的认定及其立法建构》，《河北法学》2006年第5期。如出现以上情形，也应考虑另立新法。否则，仍应坚持释法路径作为优选项。⑥在金融法领域，为解决个人金融信息法律制度立法碎片化问题，有学者建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以下简称《个人信息保护法》)之外另行制定个人金融信息保护法。

再次，数字技术风险的法律规制还需要考虑时机问题。(3)在立新法路径当中，专门立法优先于合并立法(基础规则2.3)。

早在20世纪末世界范围内掀起电子政府建设热潮之时，我国制定电子政务法的呼声就逐渐兴起。(24)又如，当前我国法律规范体系缺少对网络谣言概念的明确界定，没有确立网络谣言违法行为的构成要件，对于违法行为可能承担的民事责任、行政责任以及刑事责任的衔接与竞合也没有作出具体的规定。分别为各色新兴议题专门立法，就如同就特定事项各自跑马圈地。整体来看，专门立法的缺陷是容易造成法律规制疏而不密。

但若某数字新兴议题符合以下5项规则其中之一，则立法者应考虑舍弃修法而另立新法。(27)参见杨东：《互联网金融的法律规制——基于信息工具的视角》，《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4期。就如同将一件衣裳进行大面积的裁剪缝补，稍有不慎，不仅有碍观瞻，使得修订后的法律满身补丁、肥大臃肿，而且容易造成内部体系逻辑混乱不堪，给规则的理解与适用造成困难。在人类历史上，每当出现重大技术转型时，都会出现如何应对新生事物的争论。

通过法律制度的设计与变革来规制技术风险并非全然不可能，但在设计与变革的方式上应避免那种通过构建大而全的立法试图一劳永逸消弭风险的思维倾向。若须对此类行为进行刑事治理，则只能寻求修法或另立新法来提供明确规制。

持释法路径论者认为，可以在保持现行法律文本不变的前提下，通过解释法律将数字新兴议题纳入法律调整的范围。以电子政务立法为例，由于缺乏高层级的法律规范，我国的电子政务发展只能依靠高层的政策推动，缺乏法律所具有的持续推动力度，一旦中央政府的政策目标发生变化或转移，电子政务工作就会受到明显的影响。

张祖阳：《法律漏洞的认定标准、正当理由及认定方法》，《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21年第2期。为全方位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有学者提出我国需要制定统一的数字经济促进法。(33)法律体系的价值和意义就在于规范和追寻技术上可以管理的哪怕是可能性很小或影响范围很小的风险和灾难的每一个细节。国内主流舆论与实践倾向于采取专门立法，但其理由难以支持该法律化路径的必要性与正当性。受到立法专业素养、前瞻视野以及部门利益的限制与牵绊，部门主导的专门立法难免出现因与上位法相冲突而虚置的尴尬局面。尤其是立新法，往往意味着对于社会事实提出了一系列全新的调整方式，因而对法律预期的影响尤为剧烈。

区分法律漏洞与法外空间是法律实务中的一大难点问题。(3)不同路径之间的相互关系。

(16)参见于洋：《论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应用风险的监管构造》，《行政法学研究》2021年第6期。此外，还有不少数字技术辐射面较广，难以在特定部门法框架下妥善规制，为之专门立法似乎成为顺势而为的必要举措。

(47)F.A.Hayek,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0,p.66.(48)参见[英]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1卷)，陆衡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02页。(26)参见侯利阳：《论互联网平台的法律主体地位》，《中外法学》2022年第2期。

人们知道得越多，所不知道得也越多，其风险意识也就越复杂。这种基本法律文化上的分殊也决定了两大法系在法律化路径的选择上各有偏好：总体来看，面对数字新兴议题，普通法系国家怠于修法，而热衷于另立新法，大陆法系国家则相对保守，奉行释法、修法优先的思路。(28)参见郑智航、徐昭曦：《大数据时代算法歧视的法律规制与司法审查——以美国法律实践为例》，《比较法研究》2019年第4期。(57)参见杨柳：《释法抑或造法：由刑法历次修正引发的思考》，《中国法学》2015年第5期。

(2)确立了一套治理此类数字议题的基本原则，可以在具体法律规则缺失的情况下发挥漏洞填补的作用。(2)舍弃修法转向立新法的规则。

这也符合零星的社会工程理念之主旨。⑥参见席月民：《我国需要制定统一的〈数字经济促进法〉》，《法学杂志》2022年第5期。

(39)参见田鹏颖：《社会工程——现代社会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48)根据这一理论，消弭一切可能发生的风险并充分利用数字技术为社会造福只是一种乌托邦式的想象，不应成为法律回应数字技术挑战的终极目标。

现代社会越来越多地面临各种类型的人为风险，如算法歧视、人脸识别对隐私保护的侵犯、全球数据正义结构的失衡、数字加密货币所带来的金融风险，等等。对此，《法国民法典》的核心起草人波塔利斯在两个世纪前发出的告诫仍具有启发意义：不可制定无用的法律，它们会损害那些必要的法律。然而上述主张的成立有一个前提，即其所谓的法律漏洞并非立法者有意保持沉默。3.若调整数字新兴议题的有权解释与实施细则本身效力有限甚或超越制定法的权限，则应放弃释法转向修法或立新法(例外规则1.3)。

4.若某数字新兴议题所涉及的法律责任与救济机制较为复杂多元，与现有法律规范存在较大差异，则应考虑为其另立新法(例外规则2.4)。(32)参见劳东燕：《风险社会中的刑法：社会转型与刑法理论的变迁》，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9页。

人们算计得越理性，此类算计变得越复杂，进入视野的涉及将来的不确定性因而也就是风险的方面也便越多。(43)例如，针对网络暴力、网络谣言的行政管制或刑事制裁可能会过度干预言论自由，造成寒蝉效应。

数字技术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的生活秩序与生活方式。(18)(2)法律规范层级过低可能与某些数字新兴议题所涉及的法益重要程度并不相称。